几位进城找工作的农家子弟，在集体宿舍起床后开始一天劳作

　　进城务工人员多因文化层次低，又短缺技术，从事的多为重体力劳动

　　从三十多年前开始，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群体开始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以最符合现代性的方式，通过劳动期望改变生存境遇和命运，但是身处的城市并未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而生养他们的家乡在时过境迁中变得愈加遥远和陌生，难以折返再次安身了。

　　遥远的家园

　　父亲打了好几次电话催赵振荣回家准备夏收，可他一点动身的打算都没有。六月的阳光在黎明时刻就刺眼炙热起来。赵振荣还是会睡到九十点才起床。

　　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西安城中村的租住房内酣睡，听筒里是父亲焦灼的呼号：“最多占用你两天时间。”赵振荣忙清清嗓子回答道：“最近单位搞促销，人手紧。”父亲自言自语道：“整天忙，也没见你给家里拿一个钱。家里的地还让我老汉种。”赵振荣顿时呆在那里。听筒里一阵急促的拖拉机引擎声响起，电话就断了。

　　在560公里外榆林横山县乡亲们的眼里，赵振荣是一家卫生纸厂的销售经理，但他明白，像自己这样的官，厂里就有十多个。而现在，他正忙着寻找新的工作。今年26岁的赵振荣已经离家八年，在城里为了稳定下来，已经折腾了四个春秋了。

　　赵振荣前四年在榆林老家一所大学学的是石油运输，但他不喜欢这个整天跑在野外的专业。

　　为了闯入自己向往的大都市，赵振荣把主要精力放在计算机上。幸运的是，大学毕业后，西安一家公司的网站聘请他为技术主管。“工作在23层楼的写字间里，着西装扎领带，办公室里的牛奶和咖啡都是免费喝。”赵振荣抖一抖左手腕上的手表，右手五指分开梳理着自己的二八分头，苦笑着告诉记者：“扎势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就连说话也听不出陕北口音了。跳槽去推销卫生纸为的是创业。没想到厂子上个月倒闭了。可我这样子还能回家再捡起镰刀、镢头干农活吗?”

　　“我和父辈活得不一样”

　　双肩包、休闲鞋、带帽子的名牌运动装，耳朵上挂着的耳机一看就是苹果牌的，如果不是脸上略黑的皮肤和随口而出的菜名，18岁的薛林很容易被当成读大学的在校生，甚或是刚入职的都市白领。

　　“我初中没毕业，给父亲打了几年下手，又在老家镇上的网吧当了几年网管，就出来上班了。现在是配菜工，在四星级饭店里。”发现记者盯着自己明晃晃的项链在看，他不好意思地扣上纽扣解释道：九块钱一米。戴着玩的，不是金子的。

　　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这个来自于渭南黄河边的农家小伙子，一直用纯正的普通话感慨自己的处境：城市赚钱机会多，没有钱在城市真的难以立足。

　　薛林的父亲是农村里的厨师，整天带着厨具给过红白喜事的人家操办宴席。父亲希望他能帮忙，并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薛林摇头说：“我不可能和未来的媳妇孩子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我要和父辈活得不一样。”

　　他和大多数打工者一样，每年回家不过一两次，而大年初四就会再次返回城里，“农村太闷，超市货物少，上网也困难，冬天风大冷得受不了，夏天蚊虫又多晚上睡不踏实。最主要的还是想找到一份有头脸的工作”。

　　“我没有技术，只能干些体力活。工资都是1500元左右，加上抽烟、和朋友吃饭喝酒，基本上只能够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薛林盯着窗外的高楼和滚滚车流，搓着手红了脸，“其实我挺羡慕那些大学生的。能有更多人生选择机会，他们比我的起点要高出许多。”

　　夜晚下班后，他经常会邀请或被邀请去喝酒吃饭，多数在街边的大排档，围坐在一起的都是同乡或同龄的年轻人。这是他最愉悦的时刻。薛林说最不自在的是席间有的来客会是公务员或者是在城市内混出模样的小老板，他感到经济上的差距，又明白见解上的隔阂。

　　扎不了根的城市

　　作为一个文化人，刘佳宝一直要求自己的生活“要讲究一些”，除了要求衣着得体，他还养成了不在公共场合抽烟、面带微笑、举止儒雅，出门前在衣领及手腕喷香水的习惯。这个来自于志丹县的小伙子是“兄弟四人中最有出息的”，虽然其余三个兄弟无论是修手机、开货车，还是做机修工人，哪一个都比他工资高出许多。

　　刘佳宝的父亲认为26岁的儿子生活不接地气，对未来的打算一直不靠谱。这位老农和妻子一辈子在乡间山沟里劳作，操持着二十多亩庄稼地和三十多亩苹果园，“年收入几乎是几个儿子的总和。但没一个儿子愿意回到老家搭把手。”年届七旬的老人一边擦着黑红色脸庞上的汗水，一边指着成排的新房对记者说：每个儿子两间房，家具都是新的，可没一个愿意回来住，个个都在城里掏钱租房。

　　大儿子说自己在外跑车，儿媳还要照顾两个在城里上学的孩子，“呆在城里也不是享福，还不是为了让孩子有个优越的学习环境。乡下的小学因为连年学生减员，都要被撤掉了”;二儿子回答更简短：自己夫妇是公职人员，回家岂不等于把努力多年的工作扔掉了;小儿子的手机维修店刚开业半年，个人创业已经步入正轨。刘佳宝一摊手解释道，自己大学毕业，回家种粮食务苹果，真是要大材小用了。父亲摇着手挨个指点儿子们说：养这么多儿子有什么用?

　　父亲的话让刘佳宝心里非常沉重，理想在艰难的生活面前显得太过遥远：房租每月600元，水电网税每月200元，每月吃饭最少600元，交通费少不了50元，最要命的是经常有应酬，“每个月都过得紧紧巴巴”。

　　半年前女朋友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能把20万元的购房首付款交了，两个人就吹。刘佳宝想到女朋友催着自己尽快结婚，仅结婚就要花费20万，他想搏一把赚一笔大钱，结果和朋友投资的一个净菜销售系统运作中途夭折，两个人几乎净身而出。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佳宝在为自己又一个投资项目努力，“成功了能让我咸鱼翻身。我这样有头脑的文化人如果不能在这城市扎根，真说不过去吧?”

　　回不去的乡村

　　“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无什么差别。而我感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更为巨大。”作家十年砍柴2011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书：“城市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繁华、文明，意味着摆脱农村的劳作，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扔掉锄头把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进城不再是农村精英的专利，大批农民集群式进城务工，做生意，当保姆……以众多生存模式，开启了进城淘金的大潮。

　　春节回家过年，很多农村青年都会感叹，村子变了：欣喜的是泥巴路得到了硬化，污水经管道流向村外池塘;不幸的则是成堆的垃圾已经让昔日小桥流水的美景不复存在。他们要面对洗澡和如厕的不习惯，还要忍受没有了熟悉的生活圈、朋友和随时看到的演出展览，甚至是日常消费品牌短缺带来的尴尬。

　　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曾感慨：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不少两院院士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

　　以追求自给自足为主导思想的农耕文明，虽然从积极方面而言，其核心价值可以外在表现为“与世无争”、“宁静淡泊”和“知足常乐”，但从消极方面而言，它同时也暗含了“随遇而安”、“自我封闭”甚至“不思进取”。新兴的工业文明则以追求生活质量为主导思想，虽然在利益刺激与享乐思想的影响下，常常被人诟病于“利欲熏心”与“贪图享乐”，但在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营造人的精神内心世界上，较之于农耕文明，却无疑有着更能体现“人本”思想的先进性。

　　《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在解读城镇化进程时强调：心安之处是故乡。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