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内蒙古一个乡的原党委书记和乡长，因在扶贫中引进项目亏损，犯滥用职权罪分别获刑。对此，多位专家认为，该案具有典型性，到底是犯错还是犯罪，该案把这个边界混淆了。网上跟帖很多，反响很强烈。

　　法律专家争论的，是如何认定决策过程有问题，如何认定项目的经济损失，最终归结为应该如何定性（犯错还是犯罪）。而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无论是确定为犯错还是犯罪，都涉及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他们为项目做的事，是否都属于政府应该做的事。

　　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都要走产业发展之路径。而政府是不能缺位的。如果各级政府都无所作为，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无从体现。各级政府的作为，就是各级政府党政干部的作为和担当。而有责任感、有作为和有担当，就有犯错误的风险。

　　内蒙古的案件，可能是个案。但是，地方基层干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应该做哪些事，工作边界在哪里，却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作为，又能避免风险呢？

　　答案，就在于如何在实践中分清边界，发挥好两个作用——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守住边界，不越界：要管并且只管政府该管的事，要管并且只管那些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而那些该由市场做的事，政府不要插手。否则，会做不好事，干部也会出事。

　　这个边界，并不很复杂，就是政府要做好各种指导支持服务工作，但不能直接指挥农民，不能直接插手经营活动。

　　第一，要科学决策，而不是拍脑袋决策。政府要做好规划，要按照自然条件最佳来确定产业方向。如果延续传统产业，风险会小，但收益通常也小。而要开发新的产业，那些看起来收益高的产业，往往市场风险也很大。而只有选择了最对的产业，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政府延续老习惯，拍脑袋决策，让农民种这种那，结果出现了卖难问题，农民怨声载道。后来，地方政府科学决策的意识不断提高，开始重视专家咨询、市场调查、技术支撑等方面的工作，也大大增强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决策，把产业规划做对了，产业发展才有牢固的成功基础。

　　很多年前，延安干部学院举办农业院士专家培训班期间，洛川县领导带了一大批人来座谈，讨论该县苹果产业发展规划。县领导特别顾虑风险问题，反复就此向专家们提问咨询。记得，果树方面的专家说，洛川县的日照、温差、土壤等方面的自然条件，特别适合发展苹果，苹果品质非常好，是世界上最适合种植苹果的地方之一。县领导追问有关市场风险的问题。我回答，卖难的问题，应该不会有。因为如果苹果市场出现过剩，洛川苹果凭借顶端质量，不会受影响，最多稍微降低点价格而已。而质量低的大路货就不同了，降价也会没有人要。实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来没有听说过洛川苹果出现过卖难问题。

　　第二，要当好红娘，而不是包办婚姻。很多农业产业项目，农民自己无法把产品变现，而需要通过一个加工企业，来收购和加工农民的产品。农民的收入，取决于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因此，引进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就很重要。这属于招商引资的事，需要政府出面。但是，政府只能是个中介。企业和农民（农民组织，如合作社）之间如何进行利益分配，需要通过双方自愿协商，并通过经济合同约定。政府本身不能牵扯进去，不能强迫哪一方，更不能乱许诺。

　　内蒙古两个乡干部所涉的案件，据报道说，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合作的企业不按照合同价格保底收购农民种植的食葵。这是收购加工企业违反经济合同，却成为两个乡干部的罪状，令人奇怪，很可能是他们介入太深，越界管了不该管的。

　　广州市从化区有一个村子，山清水秀，村里空房率很高，非常适合发展民宿。从化区领导的做法，就很高明。他们想，全国民宿做得最好的，是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于是，区领导带队到莫干山考察，动员了一个企业到从化区来合作搞民宿。在设计、投资、经营等方面，都由这个企业与村里进行协商决定，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区政府不做任何干预。结果非常成功。这个村子，叫米埗小镇。

　　第三，要搭舞台，而不是自己唱戏。一些产业扶贫项目，基层政府干预比较多，可能是因为国家有专项经费支持。基层干部出于责任感，要管这笔钱，主观上是要把国家的钱花好，但客观上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结果反而因为这笔钱的原因，陷进了具体项目的经营管理中，招致了风险。只搭舞台、不唱戏，是指政府可以把这笔钱用于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生产项目的固定资本投入，通过收取租金或分成的办法获得收益，用于扶贫，而不是直接参与具体项目的管理经营。

　　贵州省玉屏县引入广东温氏集团，采用“公司+养殖场”模式，整合扶贫资金，建立养猪场和养鸡场，公司提供生产全过程服务，回收产品，养殖场收入稳定可靠，产业扶贫资金回报率很高。贫困户通过在养殖场做工和养殖场收益两个方面获得收入。

　　做政府该做的事，做好，不越界，才能够既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也不会陷入犯错的泥淖。